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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伦敦新闻画报》曾发表英国女记者安吉拉·莱瑟姆的一篇文章，她惊叹道：“这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其他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令她着迷的，正是这件“宝贝”——集中国寺观壁画之大成的巅峰之作、代表中国壁画发展到15世纪最高水平的法海寺壁画。

作为在法海寺工作了十几年的老讲解员，陆晓岩亲历了壁画保护措施的一步步升级。她刚来那年，进入保存壁画真迹的大雄宝殿，人数还不太限制，六七十人的时候有，100多人的情况也有。从2017年开始，法海寺文物保管所对大雄宝殿实行限流，每次进场人数不超过30人，确保每天游客不超过210人。几年前，大雄宝殿铺上了防尘地毯澳门新葡澳京，工作人员日常进入澳门新葡澳京，都是赤脚。为减少日光对壁画的损害，自1988年开始，法海寺大雄宝殿便开始实施避光措施，观众参观使用的手电筒是专业冷光，对壁画几乎没有损害。

套上鞋套，走进大雄宝殿，像跨过一个时空之门，四周顿时安静，白晃晃的日光被隔绝在外，双眼短暂调整，适应了这方空间的幽暗后澳门新葡澳京，墙壁上的满目丹青让人想起《中国壁画史纲要》对法海寺壁画的赞美：“线条流畅，色彩浓丽，天衣飘动，漫笔生辉，诸如梵天肃穆，天王威武，金刚刚毅，天女妩媚……都真切生动。”然而，这一切描述抵不上在昏暗大殿里打开手电那一瞬间的震撼。20世纪80年代，作家舒乙从大雄宝殿走出后曾经发出感慨：“由黑暗中走出一大群出类拔萃的精灵，给你永世难忘的激动。”

与人们印象里写意留白的中国画不同澳门新葡澳京，法海寺壁画极尽华丽繁复之美，人物花兽的神态、服饰、毛发、动作均瑰丽细腻，铺满色彩和花纹澳门新葡澳京，笔意精微到了极致。北墙西侧的《帝释梵天图》，狐狸耳朵里淡淡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手电光从不同角度打过去，血管里的血液似乎仍在流动。历经近600年岁月，那些线条、色彩难免蒙尘，但时光却又赋予它们另一层无法言说的魅力。飞举的发丝、当风的衣袂、璎珞缤纷，笔锋流转处，似有微风拂过纨帛，花香萦绕鬓旁。直到看到墙角的几处钉痕，才又被拉回现实。

1937年，安吉拉·莱瑟姆的文章曾让法海寺壁画一度名扬海外，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它才等来了能够准确判断它价值的专业学者。1950年4月的一天，听说法海寺保存有壁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组织美术家来参观，正当大家被壁画之精美吸引，突然有人指着墙上的壁画，惊叫了一声，大家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原来，一颗钉子正好钉在帝释天的身上。随即澳门新葡澳京，众人迅速将大殿内的壁画全部查看了一番，发现居然有七个钉子眼，他们当即以中央美协的名义函报文化部文物局。

很快澳门新葡澳京，驻守部队撤出了法海寺，但法海寺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设在了法海寺。徐柯曾听一些老职工说过，那时大雄宝殿作为教师的办公室和教研室，汲取之前的经验教训，学校不允许学生随意进入大殿，为了保护文物，校内的老师和教工一起上山采集柔软的树枝和荆条，自己编制护板，放在壁画前面，使壁画与办公室之间留有一隔离地段，避免壁画受损。

1956年，北京修建永定河引水渠工程，在即将完工之时，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的隧道洞口突然发生了塌方。事故发生后，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来到工地慰问视察。塌方的洞口距法海寺很近，郭沫若看到山间有一处寺院澳门新葡澳京，便欣然前往。当他推开大雄宝殿的殿门，瞬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尽管殿内光线暗淡，墙上布满尘土，但郭沫若一眼就看出了藏在荆条护板之后壁画的价值。他认为，法海寺壁画是与敦煌石窟、芮城永乐宫壁画一样宝贵的艺术珍品，必须妥善保护。

当年安吉拉·莱瑟姆留下的老照片中，壁画前石台上曾放置神态各异的罗汉像，在岁月更迭和历史劫波中，塑像早已被毁，好在壁画完整保留了下来。徐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普通壁画地仗层通常为澄板土、沙子、麻刀、碎麦秸等物混合而成，而法海寺壁画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羊绒。羊绒价格不菲，经特殊工艺捣细糅合，抹于壁面，所成之地仗层致密具有韧性，不易开裂和变质，还能防止色彩变迁，这是法海寺壁画至今依然能完好如初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如此精良的地仗层之上作画，画师为了让壁画明艳持久，更是不计成本地使用了石青、石绿、青金石、朱砂等矿物颜料。研制矿物颜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耗工费时澳门新葡澳京，所得颜料却质地沉稳，不畏光蚀和酸碱变化澳门新葡澳京，确保色彩历久不褪。其中，采用的“沥粉贴金”技法用金量惊人，整组壁画使用金箔超过2000克。当欧洲同时期干壁画已经面临剥落、开裂、褪色的厄运时，经过近600年时光流转，法海寺壁画仍然完整光鲜。

用料超乎寻常的奢华，技艺如此高超，绘制壁画的人究竟是谁？法海寺内的楞严经幢上，记载了壁画的绘制者——画士官：宛福清、王恕；画士：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十五人。他们都是代表当时最高艺术水平的宫廷画师，这是中国现存壁画中仅有的两幅由宫廷画师绘制且留下姓名的壁画之一。落款处写明，由明朝太监李童组织绘制。一个太监为什么要绘制巨幅壁画？他又怎么能请得动这么多宫廷画师？这还得从法海寺的始建讲起。

李童，字彦贞，号朴庵，并非一般的宠臣，他这一生伺候了明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景帝朱祁钰五位帝王。当年朱棣北征，李童多次追随澳门新葡澳京，深入蒙古作战。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于榆木川，李童便是护送其遗体秘密回京的亲随之一。此后，他又参加宣宗亲征，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并随驾与三千精兵一起出喜峰口，征讨蒙古兀良哈部立功。明英宗更是赐其玉带蟒龙，可谓极尽荣耀。

在陆晓岩看来，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帝制时代，屡次经历君王更替而始终备受重用，大概可以说明李童是个正直可信的人澳门新葡澳京，且具有卓荦超群的为政之才。明朝本就宦官当权，更何况受几任帝王重用、于风云变幻中屹立不倒的李童。当他集资修建寺庙，可以说一呼百应，不仅李童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当地百姓、官员、喇嘛和僧尼纷纷募款澳门新葡澳京，宫廷绘画师等各类能工巧匠齐聚，共同修建寺庙。

陆晓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段“托梦”故事并非后人杜撰，而是由与李童同朝为官的吏部尚书王直记述在法海寺现存的碑刻《法海禅寺记》中。离奇的“梦幻”是否真有其事，无从考稽，但两棵千年白皮松却是在法海寺建寺前便与龙泉古刹一同屹立于此。因此有人说，白皮松就是李童梦中的“白衣仙人”，指引李童来到了此地。

法海寺建成后第十年，65岁的李童因沉疴病故，死后葬于法海寺西南坡下，资善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胡濙为其撰写碑文《御用监太监朴庵李君碑》，立于墓前，现仍保存完好。法海寺如愿成为李童为自己身后寻求的归宿，他是明朝太监中少有得以善终的一位，但那时的他绝无法想到，自己的这一个决定，竟创造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奇迹。

最妙绝的当数《水月观音图》。传统壁画里的观音形象，多数强调“宝相庄严”，这一幅却美丽不可方物。观音像头戴宝冠，肩披轻纱，服饰富丽复杂，层叠交错，互为穿插。一袭透明纱罗帔巾曼妙轻舞，贴近看，轻柔的纱巾上装饰有成千上万朵六角小菱花，每朵菱花都用白云母勾勒，每一片花瓣又由40多根金线绘成，线条细如蛛丝，朵朵丝丝不乱，毫无脱漏之处。整件纱罗帔巾薄如蝉翼，轻柔透体，临风飘动，几乎要飞出壁面，画工之细微精妙登峰造极，被誉为观世音菩萨造像之最。

壁画之中，诸多墙面虽无丘无壑，却用各种透视法，仅凭笔锋实现了“近大远小”，甚至“裸眼3D”的立体效果。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学会中国壁画学会会长孙韬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人们总说法海寺壁画代表了明代最高水平，在他看来，其艺术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法海寺壁画丝毫不逊于同时期欧洲各种写实壁画所呈现的效果，更加不逊于欧洲知名壁画的艺术水准。

“沥粉贴金”画法兴起于唐代，现存壁画中并不少见，但绘制法海寺壁画的皇家画师们在区区236.7平方米壁画中使用2000余克金箔澳门新葡澳京，将贴金、混金、描金、拨金等难度极高的沥粉贴金技法都用在了创作中，不仅为平面的画面增加了立体效果，流动的金色更让整个壁画显现出一般绘制材料难以逾越的色彩意蕴。如此大量地用金，在敦煌壁画或永乐宫壁画上均难以看到。

孙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壁画中使用的金箔薄度超乎人们想象，自己在向绘制好的沥粉线条上贴金箔时，基本要完全屏住呼吸，“只要稍稍呼出一丝气息，金箔马上就被吹飞了”。可以想象，使用这种技法，金箔的浪费量会有多大，对画师技艺的要求又是多么严格。法海寺壁画中诸位天神的发冠、头饰、铠甲等配饰都有立体金色，如此大量使用“沥粉贴金”，可以说是中国“沥粉贴金”工艺完美继承与技巧的表现，也只有众多皇家画师才有这样的手笔和功底。

“画‘文人画’的很多是士大夫，他们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而且，‘文人画’借物抒情，相当一部分带着批判精神或者反讽精神，至少也反映一种意趣。”孙韬说，画家们在表达自我，向世人呐喊澳门新葡澳京，也寻求着知音的理解和共鸣，而壁画家则不同，他们不看重个人情绪，因为不是为自我作画，而是为信众，为寺院，为供养人，为神灵作画。“我当然不能说壁画的价值能超越文人画。”孙韬感慨，但是壁画家以最大的耐心几年、十几甚至几十年担当“面壁者”，他们更具有无我、忘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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