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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5 年，全国多数省会人口首位度均呈持续提升态势，且东西部呈现明显差异：西部省会 “单核” 特征突出，西宁、银川、长春等省会首位度居前，反映出这些省份仍处于集中式城镇化阶段；东部省会则多呈现多中心发展格局，济南、南京、广州等省会首位度均低于 20%，部分省份还形成了多中心发展模式，比如济南、福州并非本省经济中心，广州与深圳、珠海实现协同发展，杭州也和温州、宁波等城市形成联动。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开忠指出，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相对发达，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全面进入多中心一体化发展阶段，进而强调强省战略和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其他广大地区则尚处于集中式城镇化和区域发展阶段，因而倾向于采取强省会单中心化战略。一个省拥有一个强省会，就等于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各地的思路很明确：先把省会发展起来，再去带动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些年各大省份的发展战略。

高质量发展的省会能够成为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带动区域发展，但需警惕在建设过程中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空间竞争效应可能使周边中小城市处于大城市的发展阴影下，其城市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难以得到提高。如果省会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不足以弥补虹吸效应，省会规模的增加会拉大省会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差距。

研究还提出，曾为主要人口迁出省的安徽、四川，如今迁入人口规模已显著上升，跻身有影响力的迁入省行列。其中，江苏、浙江迁入安徽的人口，占两省各自迁出人口的比例均超 10%，而上海迁入安徽的人口，占其迁出人口的比例更是超过了 20%。广东、重庆迁入四川的人口，占两省迁出人口比重也超 10%。这些都表明，以安徽与上海、四川与广东为代表的传统迁出省和迁入省的人口流动，从以前的单向迁移，转变为现在的形成了迁移对流。

不过，人口迁移对流，并不一定发生农民工返乡现象，“乡城流动”占比继续上升的现实，意味着逆向城市化的迁移不会太高。更大的可能是，乡城流动的跨省流动人口，在2015-2020年进行了反向的“城城流动”，他们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返回了户籍所在省份，但并没有回到家乡，而迁移到老家省份的发达城市。这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他们在流动人口统计里表现为省内的“乡城流动”，但实际上是跨省的“城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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